近年，“引进来”还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从微观层面看，是跨国公司以它的全球战略为目标，以资本、技术、品牌、市场以及关键零部件等为实力，整合中国的产业、企业和资源。在这种模式下，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分享了更多利益。核心技术是竞争力核心，任何外资都不会出卖自己的“核心”。因此，企业核心技术只能靠自己创造，在技术能力的积累上没有多少捷径可走。创新与不创新是企业应对发展环境的一种选择。影响企业选择的背景是经济增长方式。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实质上不支持企业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复兴的重大战略。技术创新必须以体制创新为条件，要认真解决阻碍企业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只要市场主体创新的内在动力调动起来，创新成果就将不断涌现。

　　中国企业崛起面临的挑战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先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必须实现的历史性任务。改革开放后我们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离目标还相距很远。恰恰在这一时期，科技革命和全球商业革命风起云涌。工业化国家的一批企业脱颖而出，它们收缩业务范围，把实力集中于主业;通过经营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品牌战略，不仅壮大了硬实力，而且增强了软实力;又利用国际化经营、跨国并购，大规模整合全球资源，放大了自己优势，迅速成为全球范围产业链、价值链的“系统集成者”，占据了各个产业的皇冠地位。

　　在新的分工模式下，由跨国公司主导，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环境成本高的加工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技术集成和关键零部件制造则向发达国家大规模集中。表面看，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值份额下降、发展中国家上升，但实质上市场和生产能力迅速向跨国公司集中，不仅跨国公司的产业竞争力、盈利能力空前提高，而且通过技术、品牌、投资、关键装备、关键零部件等，越来越强地领导和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

　　到目前为止，“引进来”还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从微观层面看，是跨国公司以它的全球战略为目标，以资本、技术、品牌、市场以及关键零部件等实力，整合中国的产业、企业和资源。在这种模式下，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分享了更多的利益。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在接受FT中文网站采访时说：中国非常依赖国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中国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国外专业知识高度依赖的基础之上。中国与日本甚至韩国不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技术创新上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建树。英国剑桥大学中国专家彼得·诺兰教授写到，“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国家，不论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后期的韩国，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中国却是惟一一个没有产生这样企业的后来居上者。”日本媒体说，中国整体经济繁荣昌盛，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却在下降。这些评论很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企业的弱势不仅在资本实力和产业规模上，更重要的是缺乏核心竞争力。多年来中国企业就有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能力扩张轻技术创新投入的弊病。到现在，中国企业技术对外依存度仍高达60%左右。一些企业总想绕过艰难的技术学习和技术积累的漫长过程，企图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通过引进的技术或买断的技术迅速成为行业的领先企业。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很难走通的。面对迅猛发展的科技改革，产品和技术的寿命周期迅速缩短。中国企业持续发展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要受制于人;缺乏知识产权的生产能力，规模越大风险越大;缺乏自主品牌的企业，不能有高效益。缺乏创新能力的众多企业，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业经济。

　　在全球各行业产业集中度迅速上升的时候，中国企业崛起面临的挑战比想象的还要严峻。企业要想更多分享全球化的利益，就必须具备以自己的战略为目标，“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就是使自己站到所在产业的龙头地位，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组织者，或关键技术及关键零部件的提供者。

　　核心技术是竞争力核心，任何外资都不会出卖自己的“核心”。某些技术可以购买，但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要想从无到有，通过“购买”建造自己的核心技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企业核心技术只能靠自己创造，在技术能力的积累上没有多少捷径可走。

　　韩国和台湾地区很成功的一点是，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培育出了本地资本为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如韩国的三星、LG、现代、浦项;台湾的台塑、台基电、世大半导体、华硕电子、远东航空等。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工业化时期是培育具有全球意义领先企业最有利的时期。目前好的经济政治形势，使我们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是大国，有改革和发展所创造的较雄厚基础，有较多可动用资源。重要的是要把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并通过有力政策促其实现。

　　自主创新需要经济驱动力

　　创新与不创新是企业应对发展环境的一种选择。影响企业选择的背景是经济增长方式。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实质上不支持企业创新。

　　中国长期维持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是生产要素低价格政策和环境监管不到位提供了“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

　　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例如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的压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断聚集。

　　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企业增长模式正日益受到挑战，逼迫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但是，现在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这就使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

　　市场有巨大的调节功能。按照一般规律，资源稀缺，价格上升，各个市场主体要么提高资源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或生产方式，使过量的资源需求受到抑制。同样，有效的环境监管迫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逼迫企业要么投资治理污染，要么创新工艺实现清洁生产，要么退出高污染行业，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这样，“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就会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发展环境。伴随这一过程，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要素稀缺和环境监管条件下，市场作用与市场主体选择的结果;技术创新要有外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

　　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性质，没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谁也不会为之所动。包括国家所有者严格的考核，最多也只能让企业“奉命创新”。这种创新很难想象会有好的结果。实际上优越的环境会助长惰性;危机的形势才会调动人们的潜能。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0%的日本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节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石油危机的一个赢家;80年代前期，短短的几年，日元升值超过40%。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业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闭了，但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反而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促使更多企业选择“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主要得靠市场的力量，要素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地反映稀缺程度和严格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监督，是企业选择创新之路最重要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