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2006年的外贸顺差接近1775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如此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亟待寻求出路的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势头、进一步加剧的国内资源短缺情势，似乎都预示着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将成为可能。然而，对于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中国企业而言，要成功走出国门，还存在哪些主要障碍?政府的鼓励对外投资政策将会有哪些改变?国外又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针对上述一系列企业关心的热点问题，本期栏目特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邢厚媛研究员作出相关的预测及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此起彼伏，不仅并购案件数量迅速增加，而且交易金额持续攀升，从数亿美元增长到数十亿美元，甚至案值高达数百亿美元的项目也成为中国企业并购的目标。无疑，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已然成为国际投资领域新的亮点。目前，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亟待寻求出路的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势头、进一步加剧的国内资源短缺情势以及大量富余的制造产能，都预示着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将成为可能。那么，对于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中国企业而言，跨国并购的春天真的到来了吗?

　　缓解高顺差的解决之道何在?

　　贸易顺差是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收支是涉外经济运行的结果。国际收支盈余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收支盈余不能制约经济的均衡发展。在享受着高额贸易盈余带来的喜悦的同时，我国却面临着内外部经济发展失衡、巨额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升值压力、贸易摩擦与日俱增、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隐忧。可见，贸易顺差过大既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对外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由此，缓解高额贸易顺差成为商务工作的首要任务。

　　1.跨国并购何以减少高额顺差和外汇储备?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的经济活动对国际收支的参与度达到80%左右，而我国企业参与程度却远不及此，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一项，差距尤为显著。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2006年美国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在美国的资本输出中，银行债权占46%;国外证券占27%;直接投资占24%，在国外的资产储备为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的对外投资头寸当中，对外直接投资仅占5.3%;证券投资占9.6%;其他投资占17.3%，我国在境外的储备资产则高达67.78%。可见，对外直接投资还远远没有成为我国资本输出的主要因素，所以，除了增加技术设备进口和抑制高能耗产品出口以外，对外投资无论对减顺差还是在缓解巨额外汇储备压力，都尚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一方面，扩大对外投资可以转移国内赋予的部分产能，实现我国制造业原产地多元化，减少从我国的直接出口，进而缓解贸易顺差的强劲增长势头;另一方面，扩大对外投资必然会使用相应规模的外汇，因而减少外汇储备总量。而扩大对外投资的捷径就是跨国兼并和收购。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80%以上是通过跨国并购实现的，特别是大型对外投资项目几乎全部是跨国并购的杰作。如果以我国现有的绿地投资额作为基数，按照跨国并购占比80%进行预测，则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应该接近240亿美元。

　　2.对外投资为何没有得到更快发展?

　　近年来，我国政府虽实施了“走出去”战略，但成效并不显著。这其中除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因素以外，既有企业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进程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的政策措施不到位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首先，国人对于我国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时机成熟与否持有不同意见。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导致对外投资立法进程缓慢、促进政策缺位、管理政策越位，突出表现在审批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过严，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的手脚;外交支持和金融支持不到位，企业孤军奋战，错失了一些对外投资的商机，抑制了对外投资的发展进程。

　　其次，我国企业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改革开放使得企业在进入市场化竞争的同时卷入了国际化的全球竞争。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的资金实力、人力资源、国际化经营的管理和控制能力都经受着严峻的挑战，一些企业跨国经营失败成为其他企业的“杯弓蛇影”。

　　第三，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实施。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企业在能源、矿产和制造业的跨国并购横加干预和指责，导致部分重大投资收购项目失利，阻止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最后，尚未形成有利于大规模对外投资的社会环境。目前，我国适应大规模对外投资需要的金融产品不足，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不畅;国际投资市场的信息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与对外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相关的律师、会计等咨询机构资源短缺，不能为企业的国际化提供必要的支持。

　　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对外投资没有对国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何提高企业境外投资的成功率?

　　如果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成规模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国企境外投资的惨遭失败则不能不令人堪忧。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挫、TCL整合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失控，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得失并存，特别是在大型、超大型项目的跨国并购中往往是力不从心。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企业缺乏现代国际商务运作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走出去”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和政策风险。我国对外投资的政策导向和措施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在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政府主管部门与东道国在外交层面的双边磋商和对话;引导企业有效利用国际国内公关、咨询、律师、会计以及其他顾问公司的相关资源，以优化企业对外投资的外部环境，降低投资风险;加大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直接融资的渠道，扩大企业进行资本运作的空间，提高资本经营的能力。

　　1.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与潜力在哪里?

　　从宏观层面分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为：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大规模对外投资奠定了外汇、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基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国际市场、国外资源产生巨大需求;民营企业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正在从国内市场向国外市场延伸，对外投资的后劲十足。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挑战，现阶段，我国企业可以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在一些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领域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这些领域包括：第一，制造业的研发和销售环节，以便充分发挥我国企业在加工制造领域拥有的绝对优势，形成集境内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跨国企业，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第二，资源开发和加工领域，既能发挥东道国的资源优势，提升当地的产业结构，又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进行的几次大规模跨国并购不仅获得了大量原油地质储量，而且还扩充了其海外油气开发资产规模。第三，银行、保险、分销、电信、运输等服务业，既可以满足我国其他产业对外投资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同时又可以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的差距。

　　2. 怎样成功实施跨国并购?

　　首先，应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需要确定国际化战略，跨国并购必须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尤其是对企业的全球战略布局必须有具体的功能定位。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首要动机是开拓国际市场，所以通常以建立贸易型代表处、海外设厂为主线。近年来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往往以目标企业的先进技术、市场渠道和品牌为着眼点。但是在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一个显著的弱点就是占有市场、资源、技术、品牌等资源的愿望往往容易实现，而整合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设想常常落空。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核心已经从占有资源能力的竞争转向了整合和控制资源能力的竞争。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目前尚停留在水平一体化的阶段，远远没有实现垂直一体化，因此要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建设上苦练内功。在取得资金链、技术链、产业链、市场链等业务整合的同时，加强文化链和人力资源的整合，才是并购成功的关键。

　　其次，从属地化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营养。无论绿地投资还是跨国经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都是一次从法律、到商务、到文化的一次跨国界旅程。如果说适者生存是人类的普遍真理，那么属地化就是跨国公司成功的秘诀。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对东道国有关并购的法律和政策了解不够，导致并购以雄心勃勃开始，偃旗息鼓或不能自拔收场。例如，民营企业德隆公司收购德国道尼尔飞机制造公司，既低估了研发728支线飞机和较大型928支线飞机的成本，又不了解德国政府保护本土企业品牌、维护劳工就业权利等法律，最终只能无言地接受投资失败的结局。

　　第三，遵循跨国并购的一般原则，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市场资源，为并购活动服务。这些资源包括：熟知国际行业市场和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咨询公司、有权威资产评估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国际投融资经验的顾问公司或银行等等，他们将从并购前的可行性研究、融资方案、收购价格确定，并购中的交易合同谈判、签约，直至并购后的资源整合发挥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鼓励和规范对外投资，政府该做什么?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境外企业(非金融类)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年销售收入达到1500亿美元，每年实现的利润已经达到了177亿美元。在可预见的未来5到10年内，我国将会形成一个制造业、矿产业和服务业全方位“走出去”的高潮。对外投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愈益增强，对减顺差的直接作用更加明显。然而，由于企业对外投资依然受到一些政策性障碍的限制，而且除了要承担国际化生产经营风险以外，还要承担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成为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最大隐患。而应对国际政治风险、主权风险、金融风险、国有化风险和恐怖主义风险，仅靠企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进一步促进和规范对外投资、防范风险方面，我国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有更大的作为。

　　1. 扩大对外投资、缓解顺差的关键在哪里?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都已经告别了资金短缺时代，企业产权制度基本建立，且已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政府应该借鉴日本和韩国对外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经验，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取向应该实现从管制、到便利化的根本性转变。只有各部门的政策取向基本一致，才能形成政策合力，有效促进对外投资的加快发展。尤其是对跨国并购这种特殊的国际商务活动，如果继续沿用立项、审批、申请购汇、核准等传统管理政策，并在部分环节实施以管、卡、压为导向的管理措施，通过对外投资缓解顺差就会成为空谈。

　　在政策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我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应该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对外投资协调机制，加紧研究将高额外汇储备转向为企业走出去服务的具体方式，从而促进企业的对外投资。在对外投资管理程序上，建立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绿色通道，提供便捷的服务。在税收政策上，除了继续坚持所得税减半政策外，应该对所有境外投资企业实行“免三减二”政策，因为企业在境外投资的前3年至5年基本上没有盈利。在外汇管理上，由于外汇储备不是财政收入，政府不能直接调用，需要发挥市场的功能破解这个难题。应放宽企业直接融资管制，在政策上允许境外投资企业发售企业债券(含外币债券)，募集社会游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允许金融机构和企业为境外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增加商业银行外汇资本金，取消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用汇限制;制定实施适合对外投资业务特点的结售汇政策。

　　2. 如何帮助企业防范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借助我国驻外机构、境外企业、银行和中信保等各界的力量，政府应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式，民族宗教矛盾等信息的收集评估和发布，建立起风险信息网络服务体系，提示企业加强风险防范。目前，商务部的国别障碍报告系统已经建立运行，投资促进局的国别投资指南和中国信保公司的国别风险报告也已发布，对企业防范风险发挥了一定的预警作用，但还远远不够。

　　在涉外政策上，通过参加和落实国际间政治、经济、安全、劳工权益和环保协定，保护我国企业和公民的权益，规避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的签署和贯彻落实;要加大多双边谈判的力度，要求其他国家对我国企业正常的商务活动尤其是资源、金融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开放市场，减少准入限制，对中国企业雇员入境和工作签证提供必要的便利。

　　应根据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尽快研究制定境外企业监管条例，依法加强对海外投资企业的事中及事后监管和服务，及时应对各种风险。

　　建立完善境外投资的风险保障机制，加大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保障的力度，借鉴国外经验，设立真正有助于企业化解境外投资风险的专项基金，通过税前抵扣等方法分摊境外投资的风险，弥补经营风险造成的损失，支持企业健康发展;尽量降低风险的损失，针对企业跨国经营的需求，尽快开发海外投资保险的新品种。引导企业增强风险管理和控制意识;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国外保险机构的合作，有效化解各类风险。

　　3. 完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的重点是什么?

　　鉴于跨国并购和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大规模对外投资的重点方式，因此建议我国政府应考虑出台相应的鼓励和规范性意见，对我国的跨国并购活动从宏观上加以引导、协调和监管。

　　为了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减少贸易摩擦和过度竞争，实现与当地经济的共同发展，我国政府首批启动了八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计划，目前，在巴基斯坦和赞比亚的两个合作区已经挂牌投入建设运营，其他合作区计划正在筹备之中。应该说，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总结国内外企业集群式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的结果，是我国大规模对外投资的一个新举措。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境外经贸合作区属于基于市场原则进行的商务活动，但需要我国政府和东道国政府的通力合作，争取所在地在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出入境管理政策等方面的优惠，以确实保障合作区的平稳运行。

　　此外，为了营造更加有利于跨国并购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社会环境，我国政府还应该通过市场准入、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等方式，引导国内的信息咨询机构、律师事务所及社团等社会资源为跨国并购和境外经贸合作区提供服务，毕竟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不能完全依赖国外的社会资源。

　　减顺差确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带来了新的契机，尽管当下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我们从企业的努力与政府的行动中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早春的和煦，相信离中国企业成规模跨国并购的春天已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