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就了这些近现代大国的“巨额融资”能力并让他们在世界称雄?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金融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市场让位于另一个更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一种金融制度让位于另一种更为健全的金融制度。从金本位到美元本位、从英国式的金融制度到美国式金融制度，变化中的是形式，而比前者更具备“巨额融资”能力才是不变的。“巨额融资”能力再次成为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投融资体制、监管、市场结构等诸多方面依然任重道远。获得超乎他国的“巨额融资”能力需要具备的条件不外乎四个：高效的市场、健全的监管制度、成熟的机构和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对于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古川令治和张明在其新著《资产证券化手册》中认为，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为过分偏重于银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比重过低。由于几乎所有存款和大部分贷款集中在商业银行，导致信贷风险过分向商业银行系统集中，加上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还未完成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造成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居高不下、商业银行资本金普遍不足、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到2006年底中国已完全对外国银行开放人民币市场，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形势严峻。且无论是间接融资体系还是直接融资体系，都明显偏向于国营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等发展速度迅速、资金回报率很高的个体，却很难获得融通资金的机会。

　　问题确实存在，然而不同的观察者也会给出不同的“药方”。《资产证券化手册》的作者以为，资产证券化是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都知道，资产证券化是最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的金融创新之一，其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何谓资产证券化?按照弗兰克·法博齐定义，“资产证券化可以被广泛地定义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把具有共同特征的贷款、消费者分期付款合同、租赁合同、应收账款或其他不流动的资产包装成可以市场化的、具有投资特征的带息证券。”简而言之，就是指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使之成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从而融资的过程。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路径是一条条不断探索出来的。金融创新的收益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也有风险。特别是在中国，这些金融创新还会遇到旧体制以及会计制度、法律的、税收制度等方面的阻碍。但是也应该看到，资产证券化这一类的金融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了30年的不断修正、发展。今天他们来到中国，中国是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我之所以看重这两位作者指出的路径，不仅仅在于这一金融创新有助于改变我国企业过分偏重于间接融资的局面，降低银行和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还在于我把这一类金融创新视为中国金融市场未来的希望。金融市场有了希望，中国拥有世界的金融中心才有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

　　国际金融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中心的转移过程中，旧霸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新霸权金融中心发生的危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1772—1773年伦敦的金融危机让阿姆斯特丹不再是欧洲世界经济的首要金融中心。1780年的危机则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胜利者，世界金融中心从此成为英国的首都。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英国身上。1929—1931年发生在纽约的金融危机再一次让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我们很自然会联想到1990—1992以及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东京没有出现成为下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的迹象，相反，日本资本在北美遭受惨重损失。乔万尼·阿瑞吉等评价说，危机使其更加扎根于东亚地区，不再流向北美。这一资本分布巩固了东亚地区其他具有世界意义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巨型城市以及中国台湾。

　　但是必须得承认，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才短短的半个多世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并不表明东亚的金融力量超过了美国，这些金融中心依然缺乏从制度和规模上支撑其扩张的能力。不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动力。未来金融中心的转移几乎不可逆转，尽管像金德尔伯格这样的学者们都不愿意承认某个国家会替代美国，更不用说中国了。这个转移的过程，是中国逐步实现金融创新和发达金融市场的过程、是中国获得巨额融资能力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