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广州一家大型日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要请我用日语给中、日管理者讲课,给我的题目是《中日文化差异和企业管理》。
真是一个十分高难度的要求,为此我拒绝了两次。但是日方总经理态度坚决,不依不饶,一定要我去讲,讲成怎么样都行。大概是他长期受中日文化差异困扰,老是徘徊在中日管理者的主张之间,身心疲惫所致……
勉强应承下来之后,我去做了一次调研,发现问题确实十分严重,中日双方管理者的抱怨多多,双方都坚持认为因为对方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习惯,所以做不好管理。
既然接受了,就得去认真思考。尽管在日本读了7年书,对中日文化差异有一些切身的体会,可是要讲一天的课还真的不容易。思考到最后,我决定花些时间把中日文化差异写下来。不写不知道,一写吓一跳,越写我的内心越乱。好在我在理光的经历帮了大忙,因此决定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一次现身说法。课程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 让学员一起找差异,最后由中日双方员工代表上台陈述,说明求同存异的重要性;
◆ 阐述使用数字化管理语言的重要性,因为对数字和图表的研读没有或少有文化差异;
◆ 以我在理光的经历,谈如何实现超越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课程一开始,我简述了自己在理光的管理经历,用几个具体的事件讲述文化差异的问题。听了之后,他们好像找到了知音,因为我讲的事例他们也遇到了。做了简单的铺垫之后,我接下来让中、日双方学员分组讨论中日文化差异到底有哪些?
两个中方小组和两个日方小组经过近30分钟的热烈讨论,每个小组罗列了10余条他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差异,比如说:中国人不爱干净(胡扯!),日本人古板(难道不是认真?),中国人爱说借口,日本人态度不谦虚等等。之后,分别让四组代表上台阐述观点,台下的人听得认真,时不时表示出共鸣(掌声)。发表结束之后,我问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差异,回答是肯定的。我接着说,既然还有,我们是不是应该接着把差异多找一些出来,以便帮助大家彻底解决差异问题。
有人提出了异议,整天讨论文化差异,哪还有时间听课呀!
这时候,我适时地亮出了我的第一个观点:既然有找不完的差异,与其整天寻找差异,不如从此结束争论,重新回到学习(管理)上来。
接下来,我做了一个小测试,“1+1=? 3×5=?”,回答不费吹灰之力,而且答案只有一个,并不因为中日员工文化的不同有任何差异。另一个题目是一个方块内画了一个园点,你们认为是什么?”四个小组的答案都不一样。可见数字化的语言最可靠!对非数字化语言和事物的理解因人而异。当我们把这种差异上升到民族文化差异的时候,问题就更复杂了。
我的第二个观点:必须学会使用数据图表这种超越文化差异的直观管理语言。要凭事实进行管理(Management By Fact),而不能凭感觉或感受进行管理。感受或感觉不仅受文化影响,还受个人情感的影响。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微妙的关系,稍不小心就会带来情绪升级。所以处理中日双方员工的沟通问题或文化差异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轻放”。比如,我在理光就和公司董事长约定(日方其他员工是不理解的):公司门口只挂中国国旗和理光公司旗帜,不挂日本国旗,只有日本方面有特别高贵的客人来访时才安排挂日本国旗,日方董事长心领神会。这是一种默契,而且主要是日方董事长决策水平高,能把我的话听进去。如果日方董事长觉得我有敌意,情况就复杂了。
我的第三个观点:双方的互不相让说到底是由谁做主的问题。因此,需要理性分析双方在哪些方面有做主的优势(“应该”拥有话语权),请大家设想一下对方存在的意义,或者设想一下缺了对方情况会怎么样?中方员工提出来,缺了日方员工我们技术上有问题,管理上缺乏实践经验。日方员工说,缺了中方管理者,一线员工管不好。我因势利导,告诉他们既然双方都需要对方的帮助,而且对对方的期许也是十分清晰的,那就应该由高层决定一个基本方向,约定一些游戏规则,哪方面由谁做主,当然这个游戏规则应该由这家公司的最高领导来坚持和维护。比如,技术上争执不下该由日本专家决策,针对工人的评价问题当然要听中方管理者的等等。
只要长期坚持,通过相互的交流和学习,中日双方员工就会形成一种默契。
课程结束之后,中日双方的管理者们都觉得课程很有价值(抑或是奉承?)。这样一次课程让我有机会思考管理与文化差异的问题,我也觉得很有价值。
进一步地,还让我沿着这个思路去思考“中国式管理”存在的价值……
海尔可否“卖管理”?
这看似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回答起来再简单不过:有需求就可以卖钱,干吗不合适?!
不知什么时候,海尔有人发现了“商机”。因为太多的人希望前往海尔看一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抱着学管理的心态来者有之,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者有之,总之一句话就是:有需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挣钱就是硬道理,需求就是一切!海尔卖管理水到渠成。就这个层面来说,我的这个命题毫无意义,说了跟没有说一样,而且读者和海尔人大概都会说,傻瓜才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我们有必要站在爱惜和帮助海尔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因为海尔毕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海尔,海尔这个品牌承载着更多的内涵……
首先,我们要问,海尔有条件“卖管理”吗?
在和几位专家聊天的时候,简单讨论了这个话题。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海尔暂时还没有!因为海尔在经营管理上特别是工厂管理方面还只是初级水平,在经营管理上也还相当“肤浅”,和世界上先进企业比较差距巨大,因此,海尔的管理并没有达到可以卖的程度(我担心有人交了钱买了海尔的管理,却不买海尔的产品了)。最近,我的一位在500强工作的中方管理者朋友带上供应商代表,交了钱去海尔看了一下,事后告诉我:海尔人“真敢”挣钱。
其次,姑且不论海尔管理水平的高低,我们还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卖管理”的关系。当一个企业连一个参观者都不放过,都要雁过拔毛的时候,你能相信它的社会捐助会是出于什么高尚的企图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尔不应该卖管理。
丰田、理光、三星等都是管理方面的大腕,前去参观学习的人千千万万,有哪家像海尔这样卖管理的?理光在日本本土有一家2000多人的工厂,在管理方面有很好的口碑,作为模范工厂,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年需要接待1200多批客人。这家工厂专门为此设置了参观接待部门,(三位出色的女性向导,经过专业训练,对管理、改善以及环保知识有深刻认识),非但不收一分钱,还会给参观者送上《保护地球教材》以及员工自制的花肥,因为这家工厂还是日本最早实现“零垃圾”的工厂(2000多人的工厂不产生垃圾!)。工厂的老板骄傲地告诉我,参观者中40%是来自全日本各地的中小学生。卓越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像他们那样从点滴做起。
总之,海尔卖管理不合适……
期望海尔看到这篇短文之后,停掉这笔“生意”。因为海尔得到了一笔“小钱”,却有可能失去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国美为何有恃无恐?
上个世纪80年代,我留学日本的时候,日本正处于经济的巅峰期。许多日本企业疯狂扩张,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经济神话。竹内功的大荣平价商店在20多年前的日本,极像国美之于今天的中国。
竹内功,这个人名噪日本经济界十多年,被认为是流通领域的奇才,有专家把他奉为与松下幸之助等齐名的“经营之神”。他的战略就是扩张、扩张、再扩张,并以规模降服供货商获取经营利润。最后的结果是,供应链断裂,现金流难以为继,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顷刻间坍塌(后被丸红收购,最近又可能被转手给另一东家)。他自己也因为做假账被判入狱,在牢狱内,他做了深刻的反省,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自我膨胀害了自己。
黄光裕和竹内功的“功夫”何等相似,国美的成功模式和大荣平价商店的做法如出一辙,特别是对供货商的压榨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黄光裕先生也差不多被一些媒体捧上了天,头上的光环层层加码,他的态度也……可以肯定,他的成功故事将激励更多的黄光裕们去效仿国美模式。
可是,与竹内功相比,显然黄光裕要幸运得多。首先,它可以从前人(竹内功)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及早改变策略(对供货商的策略和对对手的策略),以防国美的突然死亡。其次,黄光裕面对的是一群十分容易拿捏(欺负)的和身子骨不硬的中国家电企业。
因此,写这篇短文想说两层意思。一是,期望黄光裕先生赶紧学习构建供应链的先进理念和方法,以双赢或多赢思维去经营国美,否则国美的前途堪忧!二是想告诉那些被推为民族工业代表的中国家电大牌们,从“国美的有恃无恐”中悟到点什么,那就是,没有扎实的管理基础,没有足够的技术积累,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光有“华美的牌子”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里,惟有放下架子,认真做好扎实的管理才是正确的选择。要不然,更多的国美们将继续主宰你们的未来!
机场安检该谁转身?
前一段时间,我从江苏泰兴为企业咨询诊断后返回深圳,途径上海浦东机场时,安检人员的一个小细节变化令我感动不已。安检人员礼貌地在我的前面检查了之后,我正要习惯性地转过身去的时候,她的那句“转身”的话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快捷地转到我的身后检查,检查之后还有一声谢谢!我有些不习惯,而且怀疑自己是否记错了。我停下来观察了数分钟,还在不同的安检位置上进行了确认,是他们改变了,而且所有都做得那么自然,大概我是第一个注意到的。我问了一位小姐,你们什么时候改变服务的,她惊讶地说,您怎么发现的。我说,我是做顾问的,细节的改善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这美好的改变,不得不让我想起第一次坐飞机安检时的情景。那是1983年出国留学时的经历,我们数十名国家公派留日学生在国家教委有关人员的带领下,从北京坐飞机前往日本大阪。在经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不含糊地给了我们足够的震慑,他们用毫不含糊的严厉语句不停地喝斥着我们这些“国之栋梁”(那时,是国家领导人在我们出国前说的)。“站好!”“转过来!”“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箱子里面还有什么没有申报的东西?”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很不自觉地得了一种“安检恐惧症”,具体的症状是安检前必去厕所,因为太紧张!
信不信由你,我的病已经不知不觉中好了,20多年的变化,真的让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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