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柱先生有个雅号，叫老神。这也是他的网名。我们也习惯称宋先生为“老神”。
老神先生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有很好的悟性、鉴赏力和扎实的功底，这是他的作品取法乎上，饶有古趣的原因之一。他自幼喜习书画,在京服役期间曾得李苦禅、董寿平等书画大师的面授。有一次聊天时他问起怎样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余笑言，那得首先知道什么叫好。看问这话时老神的神情，我知道他对此是心领神会的。最近几年，老神的创作渐臻化境，不仅数量多，而且精品迭出。能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和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是与他的艺术素养分不开的。正所谓“功夫在诗外”。刻铜看似力气活，用的可不是蛮力。一点一划都是有生命和艺术感染力的。中国画讲究传承，讲究“笔笔有来历”，讲究“师古而不泥古”，老神对此是有心得的。多年来，老神临池不缀，其书法也颇具功力，个人面貌突出；其绘画多作写意，深得乃师精髓。其书画均有古意，这与他熟读画史、遍临古人名迹的修炼浸染是分不开的。
老神对文学也不外行，作品的题跋都自出己意，直抒襟怀，题跋中偶做韵语，或诗或词，或警句或谚语，都合乎章法，隽永可读。其作诗不苛求用典，语言平白如话，专力于意境的营造：比如刻《雁来红》墨盒的题诗：“一片嫣容不让花，三秋佳色何须誇。历经风雨老来少，浅降深红映晚霞”。看似写实，实则蕴含着对人生的赞美。再比如刻《醉酒图》墨盒题诗：“名利犹如烟云过，豪饮狂歌胜似仙。官场商道追逐客，不及抱酒倚花眠”；刻《螳螂图》墨盒题诗：“曾经奋臂当车辙，黄雀在后又如何？天生一副英武相，豪气凛然任评说”；刻《菊花图》墨盒题诗：“瑟瑟秋风满眼荒，灿灿金蕊篱下黄。空余老神一双手，收拾图画刻铜上”；刻《梅花图》题诗：“疏影横斜竟峥嵘，雪压冰欺逾显红。倾倒多少风流客，千吟万颂总关情”，等均清雅可诵，得自天籁，与一般寻章摘句、专为作诗而作诗的，不可同日而语。他的诗，写的都是自身的感受，自己的生活，不雕琢，不矫饰，是中国传统文人情怀的个性化表现。有一次他的朋友看到他院子里的桂花，说院内种些竹子多雅。晚上，老神静坐书案，窗外春雨潇潇，他随手在墨盒上写下了一首诗：“陋室雕虫他念无，孤灯夜雨伴诗书。浮名富贵尽抛却，闲看窗外两三竹。”品味这番创作的心路历程，颇有几分禅意。看实为虚，化俗为雅，老神于诗，也是悟到了个中三昧的。
但刻铜毕竟是刻，是以刀为笔，与纸绢书画同源而不同法，属于专门的艺术门类。刻铜艺术还不同于刻石、刻竹、刻瓷、刻锡、刻木、刻牙等，由于铜材质特殊，硬度高而且粘刀，需要较强的腕力指力和特殊的操控技能，刻铜工具也要特殊打磨，一般人视为畏途。对较硬的材质施以刀刻，许多人是借助外力的。即在刻刀之外还要另加一把小锤子，边击打边运刀。老神刻铜最大的特点，就是持刀直刻，不借助其他工具，和篆刻技法同出一脉。视冷铜为印石，运全身之力于指腕之间，铿锵有力，运刀如笔。当代刻铜之佼佼者不乏其人，笔者所见也寡，持刀直刻而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老神无疑是个中翘楚。称宋先生为“老神”，这正是其神之所在。
老神刻铜一种是自写自刻，一种是和书画名家合作。自写自刻，书法，绘画，山水花鸟人物佛像等诸体皆备。构思的时间很长。一个铜盒子或镇尺在手中反复把玩，打着腹稿。很像寿山石刻中的“相石”。酝酿成熟了，就用毛笔在铜面上写画，大多一气呵成。渡稿完成后，
还要凝神谛视，反复推敲，小做改动。有时也会把墨稿给师友传看，征求意见。一旦定稿，就是要刻了。刻的时间相对构思要短，但也颇为耗时，要一两天全力以赴、心无旁骛才行。遇到图案复杂或文字较多的，刻一个星期、半个月也是常事。刻铜诚然是件颇为寂寞的事。和书画名家合作，就是常说的名家亲笔画铜。由书画家在铜面上直接书画，定稿后再施以刀刻。铜面上的书画不同于纸绢，从构思到写画，都有些特别的规律在。如铜面相对较小，方寸之间，要求笔墨详略得当；铜质较滑且无宣纸的晕染效果，笔墨的处理颇有些特别之处。最好书画家和刻者能有良好的沟通。鲁迅先生在《北平笺谱序》中说：“。。。。。。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合，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可见画师和梓人能够心神相通，是合作刻铜成功的关键。当然这对成熟的书画家来说很简单，对刻者要求相对要高一些。老神熟谙画理，自身也有笔墨功夫，故颇能传达书画家的笔墨意趣，刻出的成品不仅能与书画原作不爽毫厘、神完意足，还能增加金石气息。所以老神和书画家的亲笔书画铜合作常给人以惊喜。这方面有广阔的艺术空间。当代刻铜要想走出困境走向新的辉煌，这是一条颇值得探索的路径。
刻铜的历史十分悠久，至少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是金石学基本的研究对象。铭文分铸和刻两种。战国以前的铭文大多是铸的。战国及以后青铜器上的刻铭才逐渐多了起来。以笔者浅见，铜刻艺术的第一个辉煌期是战汉时期。唐宋至明至清代中期，也有刻铜，大多施之于铜版、器皿、佛像等，以线刻为多，多为其他艺术的辅助艺术。这漫长的时期刻铜艺术隐而不彰。直到清代晚期的同光年间，刻铜艺术迎来了其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以秀才而业铜的陈寅生，其典型器物就是士子学人案头的书房实用品------墨盒镇尺等。及至民国，刻铜文房由于陈师曾、姚华等人的极力倡导和积极参与，出现了亲笔书画铜刻的又一高峰。将名家书画施刻在铜上，最著名的是上世纪20年代北京琉璃厂同古堂的张樾丞和张寿丞。二张刻铜，就是持刀直刻的。由于张氏兄弟原籍是河北新河人，他们被称为“冀派刻铜”的开山之祖。张樾丞先生开办的同古堂，是民国初年北京琉璃厂的名店，所出品的刻铜文房在当时备受追捧。新中国开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大印就出自同古堂之手。老神所居的饶阳，距新河不过百里之遥。老神和许多衡水人一样，骨子里流淌的是崇古嗜古的血脉。由于同古堂刻铜手艺早已失传，老神刻铜虽无缘亲炙，但就凭持刀直刻这一点来说，是和同古堂刻铜一脉相承的。老神作为”“冀派刻铜”艺术的传人，寄托着民间刻铜艺术复兴的希望。有人说“民国后无刻铜高手“，此言差矣。老神的作品应该可与张氏兄弟（民国刻铜大师张樾丞、张寿丞）相媲美。
期待老神的刻铜艺术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也期待当代刻铜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创造新的辉煌。
